杀年猪

下午六点，天色微熏。没有一点风，耳朵却感觉刺骨的疼痛。刚开完会，我急匆匆地走在回家的路上。这当口，电话打了进来，是老父亲的。

“明天杀年猪，你有空回来么？”不待我回答，那边很大的声音又传了过来：“扯猪腿你肯定赶不上，开完会了把一家人都带上，回来吃晚饭，然后带点肉回去。”

“我还说不上来啊……”好不容易插上话，我赶紧说。

“好长时间没回来了，你妈做点饭，等你们弟兄几个回来吃，顺便带点肉，每家都有。”

接完电话，小时候家里杀年猪的画面，便不由得浮现出来：

农村杀年猪，是件慎重的事情。杀年猪的前几天，父亲总要翻出老皇历，反反复复地看，以便择一个好日子，说是图个吉利。

杀猪的前一天，父亲都会从杂屋里请出那个硕大的腰盆。腰盆大约五尺过心，由于长时间不用，漏水较为严重，父亲就得修补修补。补盆这活儿虽没什么技术含量，但也得细心。父亲修腰盆的时候总是格外地专注，专注的像母亲纳鞋底或是绣鞋垫。他先将盆子立起来，对着阳光眯缝着眼，在透亮的地方做好记号；然后把旧棉絮搓成条儿，顺着有标记的地方在木盆的缝隙上摊开，再用锥子一点一点地把棉絮压进去反反复复，乐哉悠哉。我们小弟兄几个，则是兴奋得围着腰盆叽叽喳喳地叫，或是手舞足蹈地笑；在那个缺油少盐的年代，遇到杀年猪的盛事，喜悦自然溢于言表。等到缝隙补得差不多了，端水便成了我们的一大乐事，试水成功后，父亲一般都会自顾自地咧嘴笑，然后不忘撂上一句：“泡你一天一夜，有本事再漏啊！”

杀年猪的早晨，母亲总是起得很早。灶膛里的火舌，欢快地舔着家里最大号铁锅的底儿。来帮忙的亲友一早就忙乎开了。先卸掉我家大门上的一块门板，平放在腰盆上。几个壮劳力则到猪圈里请主角“登场”：两个汉子揪住耳朵，一个在后把住尾巴。出得圈来，拖的拖，推的推，遛着嚎叫的大肥猪在雪地上来回跑。这种淘神费力的活儿，我当时怎么也搞不明白是为啥。直到多年后才明白，如此能让猪血来得更旺一些，使猪在归西的路上痛苦少一些。折腾十分钟左右，辛苦陪着猪运动的大人们头上冒着腾腾的白雾，猪也哼哧哼哧地喘着粗气，这当口“热身”便告一段落。然后众人把猪推推搡搡到腰盆边，揪耳朵的、扯腿的、拽尾巴的、抓鬃毛的、递刀的都各就各位，忙得不亦乐乎。每当这个时候，母亲便把我和三哥捂在怀里，不许我们看。等到猪叫声由大到小，最终偃旗息鼓，母亲才肯把我们松开，而那厮早已躺在门板上“睡着了”。

这时候，大人们就点上一支烟，惬意地吸上几口。有人将母亲早已烧得滚烫的开水提来，全部倒进腰盆里，滚滚白雾升腾而起，那黑猪犹如卧在仙境里一般。又有人抱着猪脚使劲地吹气，那猪便在我们的注视中迅速变胖变大，直到四只蹄子伸直，成两对“八”字向外绷着，吹气的人才停下来，用麻绳将猪蹄处使劲扎起来。大人们吆喝起来，拿葫芦瓢给猪洗澡，拿石头给它剃毛，不多一会儿，黑猪竟然变白了，而且胖得很可爱……

回到家，我兴致盎然地把父亲明天杀猪的消息告诉妻儿，妻子说父母喂猪太辛苦，吃顿饭行，肉就不拿了；五岁的儿子没有见过杀猪的场景，更没有刻骨铭心的记忆，自然没什么兴趣。倒是我，晚上竟做了个梦，亲自扯住了一只猪腿……

第二天的下午，我在急迫地等待中，掐着点下了班，风风火火地载着妻儿直奔老家。由于比平时开得快，妻子笑问：“你这是要急着回去喝烫猪水么？”引得儿子连连发问，妈妈，什么是烫猪水，好不好喝，是奶茶味的，还是草莓味的？

紧赶慢赶，回到老家时，天还是黑了。院子里倒是灯火通明，不过水泥地面已经收拾得利利索索了，除了那个充满岁月痕迹的大腰盆靠在墙边，其它一点也看不出杀年猪的痕迹了。屋里的大簸箩里，堆着分割好的肉，肥的瘦的，条条块块，拥拥挤挤。老父亲哈哈地笑着，几个哥哥正在帮忙抬桌子、摆碗筷；厨房里香气飘散，大嫂掌勺，母亲佝偻着身子还在旁边打杂。

十几个人团坐在圆桌旁，谈笑风生，其乐融融。老母亲坐在我儿子旁边，将一块炒好的肉片夹进他碗里：“奶奶给你说，这个叫猪胰子，要是烧着吃更香，你爸爸和你几个伯伯，他们小时候最爱吃。”

母亲溺爱地摸着孙子的后脑勺。儿子尝了一口，却稚气地叫到：好吃，可是太油啦。

小时候杀年猪，是不吃早饭的，全家老小和帮忙的亲友，都要等忙利索了才收工吃饭，那时候，差不多就到小晌午了，干脆早饭午饭一起吃。所以，杀年猪基本上就是一个“等”字——母亲系着围腰站在旁边，她要等着二刀臀（靠近猪屁股上的肉）下锅，一年上头，哪有什么像样的东西招待客人，遇上杀年猪，她要好好显显手艺；帮忙的人在等，等火膛里烫热的黄酒，忙碌一年，终于可以尽情享受一番；我们几个小孩子更是等得焦急，什么时候才能吃到那喷香的猪胰子。

猪胰子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猪身上的哪一部分，我至今都没搞清楚，只在脑海里存着它无与伦比的香味。杀猪匠从猪肚子里取出猪胰子，第一时间就会交给父亲，父亲把它们剁碎，撒一点盐沫，拌一点葱花，用包菜叶子层层裹住，再用粽叶子绑好；在火膛的红火灰里刨一个坑，虔诚地把它埋进去，盖好，对我们兄弟几个说：别急，别刨，等猪“分完边”就可以吃了。

我们就吞咽着口水，一会儿跑出去看看大人们什么时候才能“分完边”，一会儿跑进来闻闻香气出来没，反正不得消停。大人口中的“分边”，其实就是去掉头蹄，扒掉内脏，再将猪分成两半。去掉头蹄和内脏的猪，因为没处下手，自然不好抬，大人们将铁钩子挂住猪的锁骨，几个人兜住，七手八脚地吆喝着才将肉挂上木梯子，杀猪匠就用砍刀顺着猪的脊梁骨往下砍。

嘿哟，三指厚的膘呢！

嘿哟，莫有一百三的半边（指猪去掉头蹄和内脏的一半）呢！

嘿嘿嘿，我怕少不了一百四哟！

……

在大人们嘈杂的声音中，我们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分边”完成，这时候，就觉得他们怎么那么闹腾，干活那么拖沓，时间那么漫长。终于等到大人们将半边肉用大称称好，又将另半边取下来，我们才飞也似的冲进烤火屋，到火坑里去刨那让人垂涎的猪胰子！

随着沁油的包菜叶子一层层打开，浓郁的香气就钻进鼻腔，穿过食道，狠狠地撩拨着胃，咕咚咕咚吞咽口水的声响就从我们的喉头中传了出来……

“来来来，大家都尝尝猪胰子。”老父亲的话，打断了我的遐想，我伸出筷子，夹一块猪胰子，慢慢地咀嚼着，品味着，却再也找不到当年的味道。心里不禁升腾出一种自责：

是流逝的岁月风化了我的食欲，还是丰沛的食物迟钝了我的味蕾？

这天晚上，我喝了不少母亲亲手酿造的黄酒，伴着浓浓的酒香，走进了香甜的美梦，续上了昨晚未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