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红薯叶

走过天南地北，尝过各色菜肴，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总是留给家乡的红薯叶。

我的家乡在鄂西北群山深处。那里的山都是“硬骨头”，满山裸露着灰褐色的石头，像一群沉默的庄稼汉。山上难得见到几棵树，放眼望去，尽是苍凉。可就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乡亲们用一双双粗糙的手，在石头缝里刨出了生机——他们把零散的泥土拢成圆滚滚的土堆，远远看去，满山都是聚宝盆。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土堆，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养活了一代代人。

记忆最深的，是每年五六月栽红薯的时节。天刚放亮，奶奶、父亲就带着我，扛着农具上山。露水打湿了裤腿，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清香。

父亲的活儿是最重的——挑水。山上没有水源，得去二里地外的小河挑水。我至今都记得父亲挑水的样子：扁担在肩头吱呀作响，两只桶摇摇晃晃。他下山时步子轻快，等挑着满满两桶水往山上爬时，每一步都格外沉重。汗水顺着他的脊梁往下淌，在阳光里闪闪发亮。

奶奶是种植红薯的好手。她左手提着盛满水的瓦壶，右手握着树枝削成的叉子，先在土堆顶上浇点水，再用叉子利索地戳个洞，把红薯苗稳稳当当地插进去，动作娴熟、一气呵成。我跟在她身后，用小手把苗根处的土按结实。奶奶时不时回头嘱咐：“使点劲儿，不然根扎不牢。”

一场透雨过后，红薯苗就撒着欢地长。不出一个月，原先光秃秃的土堆就被红薯叶盖得严严实实，整座山郁郁葱葱。

这时候就该翻红薯秧了。这是个细致活儿，得把爬满地面的红薯藤轻轻翻个身，防止它们节外生枝，耽误土堆里的红薯块茎生长。

八月的日头毒辣，我和奶奶顶着烈日一垄一垄地翻着藤蔓。起初我总是笨手笨脚的，不是扯断了藤蔓，就是翻得不到位。奶奶一边做示范一边念叨：“红薯叶儿青，红薯叶儿黄，种下希望收满仓……”她满是皱纹的双手在密匝匝的藤叶间穿梭，既轻巧又稳当。

收工的时候，我们会摘些嫩红薯叶，给清淡的晚饭添个绿叶菜。虽然算不上美味，但至少能让肚子更饱些。有时家里来了客人，上山掐一把红薯叶，用红薯梗配上青辣椒爆炒，也是一道好菜。

秋末冬初，红薯熟了，该摘红薯叶腌酸菜了。天还没亮透，我和奶奶就背着竹篓上山。奶奶蹲在地里，两手麻利地把嫩生生的叶尖从藤上捋下来。这活儿看着简单，其实有门道——要挑最嫩的梢头，还不能伤了藤蔓。不大一会儿工夫，奶奶的手就被红薯叶的汁水染成了青紫色。

我把满篓的红薯叶背回家，再给奶奶送晌午饭。通常是瓦罐装的苞谷糁面条，上面飘着几根咸菜丝。等我返回地里时，奶奶又采满了一背篓。她坐在田埂上吃饭，一缕白发耷拉下来，遮住了半张脸。

晌午过后，我常躺在厚厚的红薯藤上休息。秋天的天空蓝得像刚染过的布，白云飘来荡去，远山层层叠叠。身下的红薯藤松软舒适，散发着青涩的气息。这时候，我爱望着天空出神：山外边是啥样，啥时候能出去看看？

冬天，三口大缸被腌红薯叶填得满满当当，青石板压在上面，透着沉甸甸的实在——这便是我们一家大半年的主要菜肴，支撑着最朴素的日子。

清晨的灶间，奶奶取来新鲜红薯，剁块后与苞谷糁一同放入铁锅慢慢熬煮。临出锅前，撒一把切碎的腌红薯叶，瞬间，甜糯的苞谷粥香里就融进了清爽的酸，一碗下肚，暖胃醒神，日子便这样热气腾腾地开始了。剩下的粥拌上麸皮，就是鸡鸭牛羊的口粮。

长大后，我如愿走出了大山，奶奶早已不在，老家的山也彻底旧貌换新颜。每次回去，我总爱在那些荒芜的田埂上散步。秋风依旧是当年的秋风，掠过山林时，却再也掀不起满坡的绿浪，听不到叶片摩擦的沙沙声，连空气里那缕熟悉的、淡淡的酸香，也一同逝去，再也寻不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