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街旧事（二）

◎ 胡琴

挂 匾

住在西关老街上的人，邻里和睦、亲如一家。有难大家帮、有福大家享，从来不分彼此。

早饭时，家家门口都会有人端着碗边走边吃，相互夹着对方碗里的菜品尝，总觉得人家的菜好吃。那时的物资供应十分困难，大家的条件都差，连吃顿饱饭都不容易，所以，其他的方面也就可想而知了。

如果家里来客人了，主人家上街去花一毛钱买块豆腐，花一毛钱买两碗黄酒，再花两分钱买两支“大公鸡”香烟，两毛多钱就能够把客人待出去。

小时候盼望过年，因为过年有好吃的，还有新衣服穿，遇到家长高兴时，兴许还能发几分或一毛两毛的压岁钱。那时人们虽然穷，但是家庭、邻里和亲戚关系却十分融洽，大家相互走动、拜年、送祝福，真是一种别样的温馨和甜蜜。新年的第一天即大年初一，是孩子们最忙碌也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小伙伴不约而同聚在一起，走东家、窜西家的相互拜年。每拜到一家门口，就大声唱道：“拜年、拜年，馍馍上前，苞米花不要，糖果拿来”。一圈拜下来，每个人的衣裤口袋里都是满满的糖果和好吃的零食。

其实，盼望过年也并不完全是为了吃好、穿好、玩好、有零花钱。最主要的还是，过年不久就是我们家 “老祖宗”，也就是我奶奶的寿诞日了，为“老祖宗”过寿诞，才是我们家族几十号人的头等大事、要事。

模糊记得，那年是我奶奶92岁寿诞，恰逢我大哥添孙子，“五世同堂”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那天，我们家高朋满座，来给奶奶祝寿的人络绎不绝。忽闻街上锣鼓、鞭炮声齐鸣，我们家附近的街道旁和大门内外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

我看见大人们忙着从家中搬出一张八仙桌和两把太师椅放置到街的中心，两个叔叔一边一个地扶着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老寿星来到八仙桌左边的那把太师椅前坐下。老舅爷家十几个男人带着乐队，抬着一块刻有“五世同堂”的金字大匾，一路吹吹打打好不热闹，他们是专门来为我奶奶送匾祝寿的。我父亲见状，赶紧带着弟兄及家中的男性后辈们郑重的接过大匾送入堂屋，并一起叩谢老舅爷的“赐匾之恩”。

这时听见支客师高声喊道“请老舅爷上坐”，于是舅爷被引到八仙桌右边的太师椅上坐下。随即支客师又一声“拜”，只见我奶奶膝下年满十八岁的子孙们，朝着奶奶和老舅爷面前刷刷的跪下一大片。“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看着眼前这热闹的场面，和一大片为自己叩首祝寿的子孙们，奶奶那张已掉得没有牙的嘴巴早已笑得合不拢了。

接着，支客师又用他那洪亮的声音高喊：“唱。”我原以为要唱啥歌呢，仔细一瞧，只见白胡子老舅爷神色凝重的站起身来，走到老寿星身边，扶着我奶奶的肩膀，开始讲述我奶奶的艰难经历。

我奶奶九岁到我们家当童养媳，三十六岁守寡。上要侍奉年迈的公婆，下要拉扯几个尚未成年的孩子，独自一人勤劳苦做，艰难的支撑一个家庭，十分不易地发展壮大到几十人。听到奶奶这些感人的经历，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我也哭了。

本来就不宽敞的街道此时显得更加狭窄，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街沿上、挨家挨户的门里门外、对面的铁匠铺、压面铺、理发店都挤得水泄不通。连过往的行人都驻足下来，聆听奶奶的故事，都想一睹奶奶的风采。

奶奶性格温和，慈眉善目。争强好胜的她，每天踮着一双“三寸金莲”的小脚，起早贪黑地忙里忙外。自从收匾以后，奶奶更闲不住了。每天都会有人抱着小孩，让奶奶抱一抱，摸一摸，说是要沾沾老寿星的福气。更有人家的孩子，吃坏了肚子，隔了食也抱来请奶奶做推拿。夜里有小孩发烧了，抱来让奶奶用打碎的瓷花子，扎一下小手放点血出来，但凡经过奶奶治疗过的孩子，大多都能“手到病除”。

奶奶活到九十六岁，无疾而终。

奶奶一生没吃过药，也没见她生过病。现在想来，她老人家之所以身体硬朗，能够长寿，得益于她经历了大半生的艰苦劳作，练就了一副好身板。

奶奶一生乐善好施、助人为乐、上慈下孝、积下了好福报！

奶奶虽然不在了，但奶奶留下的家风尚存，“五世同堂”的大匾仍然还挂在堂屋正中。

街 公 所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条件差，小孩子没啥玩具。放学回家的主要娱乐活动就是男孩子打陀螺、滚铁环、打玻璃珠子，女孩子跳绳子、踢毽子。男孩和女孩唯一能玩到一起的就是捉迷藏。捉迷藏最好的地方就是街公所。也就是老街上的“衙门”，集居委会与生产大队部为一体。这座院子前后有三个“天井”，大门的门框是用三四十公分厚的石条镶嵌而成，门坎高有六十公分左右，门坎两边安有两个石墩。

街公所大堂内，有几根两人合抱的大柱子，柱子下面垫有石鼓做的基座，石鼓上刻有花纹和鼓钉。大堂的两侧是用来储存粮食的板仓。

大堂的对面，隔着天井是主席台，主席台两边是两间厢房，厢房是用来议事和住人的。平时街公所里显得很空旷，只有开起群众大会时才热闹。街公所的最后面还有一个小天井，小天井中间有个水泥池子，里面养了几条小鱼。值班的李叔在水池边上种了不少花花草草，把小院装扮的生意盎然。

说起这个李叔，他可是个有故事的人。听老人们讲，解放前，在房县老区，少年时的李叔扛过红缨枪，站过岗放过哨。解放后，政府为了照顾他，安排他在街公所值班。或许他当过“红孩子”，经过历练，警惕性非常高，工作特别认真。我们都很喜欢他。

整条老街上只有街公所装了一部电话。上级下达的指示、通知什么的都要靠李叔接听和传达。记得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我被录取了。招生办电话通知时，是李叔先接的电话，他气喘吁吁地跑到我家告诉了我这一消息。那一刻，我高兴地哭了，李叔见我这样，催促道：“快去接电话，人家还等着呢，耽误久了，瞎费电话油啊，听到他这话，差点没把我笑背过气去。看着我笑成那样，李叔怔怔的有些不知所措，原来，李叔不懂得电话是用电的而不是用油的。

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好多年了，现在想起来还很有些后悔，后悔当时不该笑话李叔，让他难堪。而是应该感谢他，感谢他在第一时间，给我带来改变我一生命运的好消息。

离开家乡的老街几十年了，作为土生土长的西关老街人，爱家乡的今日，更割舍不下家乡的过去。